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实施阶段，而中央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就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财税配套改革是为全局服务的，是要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有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撑问题，是聚焦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样一个制度供给问题。

财税改革三大领域推进程度进展不一；中央地方间的体制关系看起来是一个政权体系中由中央和地方形成的一套财政体制，但这个财政体制还必须同时解决好政府和企业、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

财政事权是政府事权；十八大强调了预算必须是全口径预算，所有的政府财力必须统统表现在预算之内。全口径预算的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就是财政为全局服务客观要求预算的完整性，所有政府的财力必须纳入规范的预算体系里，而财政预算所对应支持的这些事权，当然就对应政府活动的范围、方向、重点、政策要领和突出重点以后必须兼顾的所有事项

各层级事权划分应遵循“三原则”；第一要看这个所要发挥的政府具体职能的外溢性，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可以分成一个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概念。第二是看信息的复杂程度，如果从不动产和住房来看，就适合地方来管。其各种各样配套的要素这么复杂，中央有什么必要跨越中间的层级一下管到地方基层？第三是追求激励兼容，就是既有激励，又与其职能合理化兼容。

进一步理清事权需深究三个层面问题；第一，事权配置合理化的实现可不可以按照有人认为的跳过财权配置合理化而直接对应于财力？第二，在这个角度上继续来看，各级事权、财权合理化的通盘框架有没有可能维持五层级的这样一个传统架构？接着的就是第三层面的发问：如果有前面两点认识，那么我们势必要抓住中央文件早已经明确的扁平化这个思路，而怎么样着手推进它？

按照三级而不是五级分税是必须解决的出路问题；如地方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的偏颇，地方隐性负债过高，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形成有效制度供给是真问题，有效制度供给的真问题必须落到深化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上，首先是对接到我们前面试图要理顺的从事权开始的整个制度构建的逻辑链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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