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套以上应该纳税，空置是浪费，社会资源更应该纳税，钱虽然是你的，但是它来源于社会所以空置就是浪费了社会资源，应该纳高额税款！

两套可以不征税，第三套征房价的5%，第四套征房价的10%。超过五套到十套征房价的30%。超过10套绝对是炒房或者贪污受贿的，征收100%（或者直接没收）。

清朝末年有4亿人口，为什么税收这么低？

继承于明朝的顽疾，中国的国家能力（衡量国家能力最重要的就是税收，国家只有有钱才能办事）从秦到唐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唐之后开始逐渐下降，明末出现断崖式下跌。而清代属于一个怪胎从出生开始税收能力实际上就和明末差不多，至于清末……那基本上等于没钱了。

清初的平均税收能力，只有宋代的1/12唐代的1/18，也就是说大清4亿人口收到的税实际上也就唐代2千多万人口的税，而唐代有8千万人口，不夸张的说清初的国力可能也就唐代的1/3都不到，至于清末……我们聊点别的吧。

但注意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明清对比于秦汉唐有多么的轻徭薄赋，想反对于底层的压榨更加残酷。秦汉唐时期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是包分配的，以西汉为例一名男子成年分家之后可以从官府领到100亩地（西汉一亩延续周代单位，100亩相当于现在的22.4亩），与此同时其就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纳税单位一百亩，有多少人需要纳税官府主要翻看卷宗分出了多少地是分给谁的就能去收个八九不离十（因为一百亩地的税是固定的又不用做什么复杂的计算，大家都一样按户收即可，官府百姓都知道自己该交或者该收多少）。当然这个方式肯定是有问题的，比如地分完了怎么办，古代也没有解决办法，没有地的人口就直接变成了流民，可能会转化为土匪或者大户人家的佃农，紧接着就是土地兼并，国家开始逐渐收不上税，流民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然后从装系统一切再来。

到元代之后这一情况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元代由于不具备传统汉王朝的行政能力，所以采用了包税制，既通过指定包税人（通常是乡绅）由包税人像乡里人收取，然后朝廷再像包税人收取以前定额好的税。由于税收不再与土地挂钩，而是由当地官府下发，包税人收多少也有没相应的约束，所以乡绅自然也就变成了劣绅，他们会在包税的基础上加一大笔然后自己赚差价。加上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交多少税（都是包税人定的知道就有鬼了），于是就导致很多家庭为了缴税而卖地，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某些及其可恶的劣绅甚至会通过包税的方式故意收取极高的税来逼迫百姓把土地卖给自己），这也是为啥元代亡的这么快的原因。

明清虽然不再是元代这种野蛮的包税制，但基本还是继承了下来，只是量化方式变成了按人头和土地收取，不过收多少还是按包税人说了算所以区别并不大。由于这种情况导致土地兼并及其严重，大部分土地归入了少数人手中，而少数人由于人头不多交的税相反少很多了，而给他们种地的佃农是不交税的（你也不好收），这些人像佃农收的租国家也不能抽税导致国家财政每况愈下。与此同时由于明清的皇权极度加强，官员们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决策权力，基本上的工作就是给皇帝打666，想办法兼并民间土地和恰烂钱。但皇权的精力明显无法压制这些行为，即使明清代设立了大量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来搞反腐行动（明代的锦衣卫、东厂）但收效甚微，清代更是通过阴谋政治（让不同官员直接给皇帝递小纸条，不用公开官员想举报谁直接和皇帝单线联系），但不仅没有压住腐败相反加剧了官员的内斗。

而这就是出现明清时期中国财政状况出现问题，从而导致之后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不能理解，晚清政府是如何签出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的?之前有人曾算过，如果将《北京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等丧权辱国条约加起来，清政府一共需要赔偿的数额大概在13亿两白银左右。

　　而这只是需要赔偿的款项，再想想为了维持人员如此冗杂的晚清政府运转，为了支撑清朝当时的各种军需以及物资消耗，还得满足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们的奢华享受，清政府到底哪来的那么多钱啊?我们来用事实例子说话。

　　清朝最为繁荣的时代目前公认都是康乾盛世，而康乾盛世时一年的国库税收是多少呢?是3000多万两银子一年，哪怕作为清朝巅峰的乾隆时期，都只有4000多万两一年的税收。这个数据放到明朝更低。

　　因为明朝允许以粮食抵税，因此明朝政府实际收到的白银数量是很少的，一年仅有300多万两;如果加上粮食换算成白银的话，差不多是2000多万两白银一年。可以说清朝时的国库收入，已经比明朝提高了1.5~2倍，可以说是很不错的提升了。但这个数字摆在晚清面前，完全不够看。

　　清朝中期的时候，主要税收是田赋、盐税以及关税。田赋是清朝主要的财政来源，乾隆时期差不多有两三千万两白银一年的收入;盐税虽然是百姓们的必需品，但因为不像粮食需求量那么大，因此康乾时期的盐睡大概是每年500万两白银左右，到了道光年间，也不过700万两。

　　因着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的原因，关税在晚清以前也没有太高，只有500多万两白银一年。但随着晚清政府的衰败，清政府开始增大各种税收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将自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的赔款，平摊到了每个百姓身上!

　　因为《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到了1911年时，田赋已经高达4800多万两白银，而盐税更是到了一个夸张的地步，高达4600万两，是康乾时期的9倍，是道光年间的7.6倍!至于关税，也达到了4300多万两。

　　但这些税收加起来远远够不上晚清政府的全部税收。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在《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中的数据统计来看，1840年时，清政府财政收入为3.9亿两银子;到了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时，竟然到达了4.2亿多两白银的财政收入，是乾隆时期的国库收入10倍!

　　那这些多余的收入是哪来的呢?是通过打压中国农民、商人以及手工业者，收取的“过路费”厘金;是通过“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收的铁路费用;是通过祸国祸民的鸦片收取的恶税洋、土药厘税(鸦片税)。

　　这样的高税收，一直到清朝最后几年依旧如此。1908年，清朝财政收入为2.3亿，1909年是2.63亿;直到清帝退位的前一年，1911年时，清朝的财政收入都有3亿两白银。如此沉重的负担，如此以牺牲民众为基础的高财政收入，清朝怎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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